无语

你站在那里，我站在这里

你旁若无人，我的心在看着你

你甩发抚弄，成了维纳斯

于是，

我的心就被雕刻，刻上了你的样子

你依旧站在那里，我依旧站在这里看你

今年回家，我一个小学同学（他在外打工），和我说了两次，现在没有什么好干的。其他的同学大体也都有此感慨，年轻的劳动力只能靠出卖年轻的体力来养家过日。与此同时，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和对现实的无可奈何造成了心理上的反差和情绪上的躁动，于是对于农村的结构开始了解构。

上 一代人，算上比咱们大上十岁左右的，那个时候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渗透到我们那儿，他们还都有在农间劳动的经历以及培养起的传统观。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作机 会的增多，他们开始在外面打工。这时他们已过而立之年，大都已经结婚生子，各种观念也差不多定型。所以虽然同现在的年轻人同时在外打工，但是对于家庭责任 和宗族关系的维系都要好一些，浮躁感也要差一些。

而和我们同龄的在家年轻人已经很懒惰去走亲戚或者是一天走上七八个，对于宗族关系已经开始淡漠。而主要把时间花在同龄人身上，去享乐或者说是排遣心中的不满，而这必然造成了家庭内部的矛盾激化，对于下一代的培养和农村的进步都是一个障碍。

前几日去得无锡一趟，见得形形色色，于此记之。

去时因事务在身，买得卧铺，一路默默。卧铺众人皆似有万般心事，不喜言语。

后于火车站等候上车，搭话一河北中年男子，有一子，于洛阳当兵。家中六口人，田地二十四亩，种植棉花。他出差无锡，因一化工厂玻璃钢泄漏，售后服务负责维修。叹今日生活多艰，哪似为官为商的风光，不平之意甚重。而如今所谓仇富心理，想必发端于此不平之意。

 归 时事务已完，遂买坐票，靠窗而坐，借一杂志闲读。而后一年轻小生乘务员收拾打扫，引起了一段滑稽事。列车有规，窗帘挂钩处不得挂置杂物，一人将其小包挂在 挂钩处，这小生未问询该人，将其小包直直扔至行李架上。这人叫住小生，要求赔礼道歉，事至此处，吾想得此人是一维权斗士。那小生年轻不见得阵势，又不在 理，就软了下来，赔礼道歉。那人却不放手，要投诉于列车长，百般无赖，非常人所为，见其面孔通红，始知一醉鬼。后列车长检查过道，这鬼便纠缠上去，列车长 毕竟是老姜，不理这醉汉，醉汉也无可奈何。其后纠缠不休，折腾不止，后来听得是一瓶二锅头，一瓶啤酒，此酒甚烈，一晚竟也不曾醒酒。

 后来一乘务员轮岗，换得一小姑娘，这醉汉上去纠缠，亏得这姑娘脾气好，耐得住性子，和这醉汉来回往复，倒是上演了列车舞台剧，打发了无聊。那小姑娘年仅20，高中毕业就上车工作，听得月薪不及一千，车上颠簸，赚钱不易。

 行至南京站时，一阿姨坐对面。后来聊得是出差南京，培训税法，其职财务。叹该车人杂，有辱身份，以后誓不坐此车。此车票价便宜，进入江苏境内，据说是当作公交车般乘坐，因此车上外出务工者甚多，也难怪阿姨有次感慨，社会分层已处处可见。

 行 至徐州站时，上得两位中年男子，其中一男子约莫三十六七的样子。此人善聊，一上来便自顾自地说走遍了中国，要把前五名中国车站说与我们。待说得第四名乃是 徐州站时，吾见其太吹，非长者所为，打断此君，说得潍坊站强过徐州站，徐州站实乃破破烂烂，无丝毫建筑美学，乃一方块耳。此君也是措手不及，见被一小孩插 语，有些难堪，自然反驳。后来冷场，吾窥其面有难堪色，心约隐隐动，待及火车开动，便指车轨说道徐州站有十七车轨，而潍坊站乃济南至青岛一小站。此言不 假，然吾之所指乃是车站建筑，非乃车轨。后来另一男子加入此君，吾见势薄，也就退了下去。后来想得我未免过于苛刻，伤人自尊。

李大钊同志与胡适先生的主义与问题之争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历史回响了，而如今，一个安葬于斯，受人敬仰，一个孤魂游荡于孤岛他乡，翘首以望，让人嗟叹。两党纷纷扰扰，争争夺夺，最后闹得一家两居，我们这群愚蠢的昆虫，正被历史老人冷眼嘲笑。

后 来主义战胜了问题，我们建立了共和国。主义专横，于是反右派，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在历史实践中狂热的主义终于撞上了南墙。主义不通，就 开始解决问题，想着发展经济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也是现在强调GDP的问题源头。可惜的是我们不敢正视主义带给我们的灾难，我们没有将 剩勇追穷寇，而是包庇窝藏，主义在我们体内潜伏下来。于是它得以喘息进化，变得温和而有礼，活动在日常的各种政治事务中。

现在政府低效腐 败，监督缺失，行政权力肆意妄为，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但是为什么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呢，主义阻住了前进的路子，制度改 革也就迈不开步子。我们迷信在主义的谎言之下，拘泥在主义的泥沼之中，从主义中找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跳出主义到更大的范围之内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主义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拘泥于主义而不解决问题，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所在就是从 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主义，主义就不再是主义，它会分解成一系列实际问题，针对问题寻找问 题的答案，然后将问题的答案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形成自己的主义。可见问题和主义并不是对立，不是非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相互转化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阶段， 循环往复，如环之无端，佛说不执着的意义就在于此。

民主与宪法精神在中国是缺少根基的，几千年的不受约束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中央集权是自上而下的轨道，而民主与宪法精神是自下而上 的轨道，任何政权都不能在单轨上行驶，我们为什么不能跳出主义的限制，破除主义的迷信，进行一次实践，我想大多数中国人是希望得到实践的机会的。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要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破除主义的迷信，以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才是历史合理的出路。

 

 

附录：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 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这种 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 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 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两 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 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 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 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 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 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 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诀。"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 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 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 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 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 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 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 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 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 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 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民国八年七月